{28}（P.6） 五、结语：现代宪法概念生成之后 成文宪法的原初概念是18世纪末期美国和法国宪法奠定的，19世纪的宪法基本上保持了原初概念所具有的特质，即通过政治权力的分享来限制绝对权力。
在关于新型未知病毒的科学认识足够充分以前，事件成因、传播速度、涉及范围、发展趋势和损害程度等往往都无法形成确定性认知。大数据驱动下政府治理的职能优化应从中央到地方简政放权，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活力，实现现代政府治理的分权化和网格化、民主化与法治化。
罗刚、石俊华主编：《医药卫生法学》，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5页。因此，预警主体政治性与预警判断专业性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矛盾。[7]李飞、王陇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32] 第三，从制度选择上讲，避免造成恐慌也许是不必要的立法考量，恐慌并不完全是坏事，在信息的自由流动中，大众会学习如何有效利用各种确定或不确定、准确或不准确的信息。如学者所说，疾控机构和政府相互作用的很多行为都是为了建立合法性以获得政府支持，尤其是在政府推行疾控机构改革之后，机构自主性减少，受政府财政的影响很大。
[22]层级式预警过程的出口过窄，犹如将鸡蛋放在同一只篮子里，显然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预警需要。[28] （四）提高预警过程的公开性 如果将原有的层级式预警权限配置打散为包括多种出口和多个独立环节的扁平体系，那么预警过程的社会接触面必会大为增加，在逻辑上也有必要将大众参与和媒体监督引入预警过程。在现代人权观下，国家权力面对人们向自然界追求自由的诉求时，其能力是有限的，不仅不能随意加以限制，而且还要不断强化国家权力，组织力量战胜自然灾害，给予个人面对大自然时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
西方法治政客行为政治体制人权争论等由此成为被广泛讨论的话题。对于新冠病毒传染特点的了解程度，或是导致西方民众对是否戴口罩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说到底，是否采取群体免疫尽管与政府及相关机构决策的确有一定关系，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科学问题，效果要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如此言行不怕误导大众继而加重疫情吗？从政治角度看，他们是基于何种考虑？ 莫纪宏：关于是否要戴口罩的问题，既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制度和行为习惯问题。
总体而言，西方人权观的发展遵循了从消极自由（个人不受外部力量干涉的自由）到积极权利（要求国家积极作为的权利）的过程，这也反映了（世界）人权理念的发展和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作用。为应对疫情，世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该如何处理好与其他物种的关系。
美国《政治报》网站日前发文指出，口罩成为美国当下政治和文化分歧的新象征——对进步人士来说，口罩成为一种表明严肃应对疫情、愿意为拯救生命而做出个人牺牲的标志。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本来有充足时间提前备战的美欧多国，却因种种原因导致疫情严重恶化。后来随着中国医疗物资生产逐步恢复和产能扩大，不仅充分有效地保障了自身疫情防控需求，还源源不断地支援了国际社会。从科学角度看，以往面对传染病只要民众注意卫生和远离传染源，通常不会被传染，或者只要自己重视就很难被传染，所以西方民众大多对自己保持的传染病应对方法或习惯有很强的自信。
与此同时，公民也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能动辄以捍卫人权等为借口，或明显刻意抗拒合法且必要的管控举措当然，如果不同机关之间对于宪法条文的解释出现分歧，有权机关必须勇于担当，发挥宪法解释一锤定音的作用。现行宪法的大多数条款都源自1982年宪法，是以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观念为基础起草设计的。[7]杜强强：《法学方法与我国宪法学研究的转型》，《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第37页。
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法律询问答复（2000-2005）》，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130页。在上述通过询问答复等内部沟通协调机制中对宪法含义进行的解释可以说是一种内部的、非正式的宪法解释。
当然，这种转化的工作也不能赶鸭子上架勉强为之。抽象宪法解释是重大政治问题，需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作出。
这种回答也只是针对当下的个案具有直接法律效力。这种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其主体可以是任何宪法之下负有实施宪法职责的国家机构，甚至可以是宪法学研究者，也可以是一般公民。[8]栗战书：《在第五个国家宪法日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人大》2018年第23期，第9页。[13]比较宪法研究表明，宪法解释机关虽然有最终决定宪法含义的权力，但也不会因此而限制其他国家机关以更适当的方式来充分地实施宪法，而是将有些宪法规范的进一步实施留给其他国家机关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进一步充分实施，更加符合宪法要求。同理，成文宪法也需要通过解释才能面向实践发挥其规范功能。但宪法解释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宪法规定，开启宪法解释需要进一步推动附带性的解释宪法逐渐过渡到围绕宪法的解释，让宪法来唱主角，其他法律规范做配角。
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发展中，目前还很难用法律语言对它作出具体规定。[3]参见张翔：《功能适当原则与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第116页。
构建解释学的理论体系需要从整体上根据当今社会政治观念和价值共识的变化来重新解释宪法条文，赋予其时代内涵，构建宪法解释体系。然而，《宪法》第67条所指的宪法解释，是最狭义的宪法解释，特指法定主体的有权解释。
对此，张翔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解释本身，也不应该像法院判决那样是具有具体针对性和终局性效力的，而只能是初步的，可以由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针对具体情况作进一步判断的大致意见。但实际上，根据《立法法》第64条确立的询问答复制度，如果有关部门提交的法律问题涉及到如何理解宪法文本的含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在一些案件中也对宪法规定的含义多次进行非正式的解释。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0年第2期。在此背景下，社会各界对于宪法解释的规范预期正在不断积蓄酝酿，宪法解释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未对宪法条文作出专门解释。[13]参见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91页。
而是要充分考虑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积极稳妥推进。因此，由有权机关对抽象的宪法文本进行解释，让宪法的规定能够真正地在实践中贯彻实施，早已是法学界的一个普遍共识。
[12]启动宪法解释要对这些非正式的宪法解释进行系统梳理，对经过法律实践检验、实施效果良好的，应逐渐从封闭运作走向公开运作，从内部运作转化为正式的宪法解释。[1]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宪法解释机制在实践层面却不尽如人意。
【注释】 [1]乔晓阳：《党的十八大以来立法工作新突破》，《求是》2017年第11期，第8页。如果解释机关在上述做法的基础上，对援引宪法的条文进一步解释说明，可能会让法律解释和决定更体现宪法精神。
[14]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解释的权威机关也要尊重其他机关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对宪法的理解，重视其他机关对宪法条文含义的解释，积极进行宪法对话。毋庸讳言，这是宪法解释学的课题和任务。法学界一直呼吁有权机关作出宪法解释，社会各界对宪法解释也期待已久。[9]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公开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宪法解释以经成为社会各界共识。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批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的决定》以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解释中，也都援引宪法对基本法进行解释。这种解释可以说是一种宪法理解[4]或者法律思维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是实施宪法的前提条件。
二、启动宪法解释的必要性论证 我国宪法虽然明确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职权，宪法解释的相关程序机制也在不断健全。[5]参见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83页。
2018年国家宪法日座谈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指出，要健全宪法解释机制，加强宪法解释工作，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努力实现宪法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的统一。[9]参见《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9页。
